编者按：
惊悉于永正老师仙逝，深感悲痛！特刊发于老师4月在病中所写《病中吟》（原载《小学语文教师》年7-8合刊），谨以此纪念于永正老师。祝于老师一路走好！从此，天堂又添读书声
病中吟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肖志坚主任、黄衍强院长、张利锋主任、潘秀英主任、曹江主任、张庆先生以及全国各地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老师、弟子和学生们。
一
年3月3日，我因患血液病，住进医院血液科28号病床。病房里共有四张床，拥挤，但整洁。28号床在最南头，靠洗手间，“方便”很方便。
一天，潘秀英主任查房，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四位患者中只有一位男的，多不方便哪。”然后对我说：“我给你调一个房间吧。”
邻床70岁的刘女士说：“我们没感到不方便，于老师不能走。”
其他两位女士（包括一位20多岁的姑娘）连同他们的陪护人也齐声说：“是呀，于老师不能走！”
尽管刘女士“威胁”要联名上书院方，“强烈”要求把我留下，但无济于事，潘主任还是把我调到了69号病床。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位，我和先我一步的10岁小男孩成了病友。
后来才知道，潘主任从网上得知我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特级教师，才把我调到这间稍为宽松的房间的。所谓“男女有别”云云，不过是个托词而已。
刘女士和其他几位病友多次到病房看我。我则把学生、老师们送来的鲜花转送给她们。刘女士爱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个74岁的老头儿，满脸皱纹的老家伙，人缘倒不错。
经过几番反复检查，医生说我患的是什么血液病，很难确诊。潘主任建医院——医院——去看看。那里有全国顶级的血液病专家——肖志坚主任。我心里明白，连徐州的医生都拿不准，肯定凶多吉少。
二
事不宜迟。3月26日到了天津，27号，挂到了肖志坚主任的门诊号。那天，他没戴工作帽，也没戴口罩，看上去，最多五十岁吧，却早已蜚声全国。他儒雅，沉稳，持重；一边专注地听着我对病情的陈述，一边作些记录，偶尔询问一些他想知道的细节。最后，他语气平和地说：“先做个骨穿，我们要看到化验结果才能确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紧张。”4月3日，我医院。病房面积和徐州的一般大，但只安排三张病床，显得敞亮多了。我右边病床住的是河南来的59岁的刘教授，左边病床住的是天津蓟县的72岁的蒙师傅。刘教授儒雅，蒙师傅爽直。
我全身无力，虽说洗手间就在病房里，大小便仍感到吃力。一天，女儿为我买了一把夜壶——就是尿壶，人们讲斯文，便送给它一个“夜壶”的雅号。我高兴地对刘教授说：“世界上的发明有千千万，但有两项发明最伟大。”
刘教授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两项？”
我说：“第一是夜壶。有了它，解小便——特别是夜里——就用不着下床了。”
刘教授哈哈大笑，连床都跟着咯吱咯吱乐。
“第二，”我接着说，“是洗衣机。以前，我特别怕洗床单、被罩，更怕洗蚊帐。那蚊帐躺在木盆里，像一堆猪肠子，拽都拽不动，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现在好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往洗衣机里一放，一按开关，洗衣机就乖乖地转起来，只需四五十分钟，就洗好了，而且取出来就半干了。”
刘教授又笑。
有了夜壶，我晚上再也不下床“方便”了。白天，女护士进进出出的，我不大好意思，还是坚持着到洗手间去。
三
4月1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患的是淋巴T细胞白血病。此病易缓解，也易复发。开始家人还想瞒我。肖主任说：“老知识分子了，瞒什么？知道了，有利于配合治疗。”
我一看要化疗，就明白了。我对家人说：“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得知自己患上白血病，对妻子说了九个字：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这九个字，也是今天我要说的。张庆老师先做了五次化疗，然后改用中药调理，如今10年过去了，张老师满面红光，身健体壮。西医伟大，中医神奇。一个用科学治病，一个用哲学治病，一个治‘病’，一个治‘人’，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在我们中国，除了有西医，还有中医呢！多么值得庆幸啊！在教学上，张老师是我的导师，在如何对待疾病、如何治疗上，也是我的导师。”
深圳的弟子赵志祥听说我患了白血病，在手机里破口大骂“老天不长眼”！我说：“苍天有眼啊！它很眷顾我，已让我健康、平安、顺利地走过了整整74个年头！大概上天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放心，师父会坦然以对，笑面人生。”
他说：“师父又给我上了一课！吉人天相，师父一定会战胜病魔，重返讲台！全国的老师需要您，千千万万的学生需要您！”
四
化疗期间，我每天早晨要服一种激素药，白色的药片上有一个大大的字母“P”，每次服12片。女儿倒好水，我一口就把12片药吞下肚，笑着对女儿说：“你老爸厉害吧，一口能吞掉12个‘P’！”我故意把“P”说得很重。连床位医生方大夫也被我逗乐了。光看字母，谁都不会笑，但一说出来，就可笑了，因为“P”和那个字同音。
从此，每天早晨我吃“P”的时候，家人都会哑然失笑。
笑比哭好啊！
五
第一次化疗，4月15日开始，5月15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效果很好。用医生的话说叫“完全缓解”。何意？即骨髓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化疗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肖主任查房时，右手抚摸着我的肩，笑着说：“看来，这药很对症，光明就在前头！”他右手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这力，一下子传遍了全身。于是乘胜追击，继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化疗，到6月30号结束。这期间，每天早晨坚持吃“P”。
第三疗结束后，体重由入院时的70公斤，减到60公斤，腰疼腿疼，感到精疲力竭。再也不夸“体质”好了。头发几乎掉光。一照镜子，头顶上只有少数几根忠于我的白发尚傲然挺立，那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着实让我感动！有几根居然熬到出院，跟着我回到了徐州！但回家不久，还是相继“光荣”了。这是后话。
第二次化疗后，腰就疼；三次化疗后，腰疼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如若坐起来喝水，则更如上刀山下火海一般。乌鸦尚且知道把小石子衔到瓶子里，让水位升高，然后再去喝里边的水，我的智商难道不如乌鸦？我请老伴儿把杯子倒满水，放到我的枕边，再把吸管插进杯里，我歪着头用嘴吸。果然，一会儿便把一杯水喝光了。吸管延长了我的嘴！老伴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口吻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刚想对老伴儿说“吸管是人类的第三伟大发明”，怕老伴儿投否决票，没说出口。
有几天发低烧，精神萎靡不振，嗜睡，京剧也不想听了。肖主任还是一只手按着我的肩，笑着说：“你以为化疗药是营养液？发烧、嗜睡、无力是正常反应，不要担心。”一句话，顿时让我有了精神。老伴儿说：“你不是说‘跟京剧一块活着’吗？我教你唱一段《西厢记》的‘只说是娘把诺言来践’吧！四评调，很好听的。”我立即答应了。先听张君秋的录音，然后爬喜马拉雅山似的，艰难地跟着老伴儿一句一句地学。只三天，居然能哼下来了。唱着唱着居然不发烧了。有一天，我一用气，竟唱出了旦角的亮音！我高兴地说：“看来化疗没把我的小嗓儿化坏！”我这一嗓子，似乎传到病房外医务人员的耳朵里（那时我早已住进了单人病房），一位姓郭的护士进来送药时，问我：“老先生，您是不是唱戏的？”
我问：“怎见得？”
“你们天天听戏、唱戏，而且唱得那么好。”
我说：“我是小学老师，自幼喜欢京戏。你们天津是京剧之乡，当今出了一大批名角，像康万生、孟广禄、刘桂娟、李佩红、李宏、赵秀君、张克，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家！——你喜欢京剧？”
她说：“我父母喜欢京剧。”
可见，她不喜欢。她没正面回答我，显然是怕扫了我的兴。这么一“拐弯”，既不扫我的兴，还带有抚慰我的意思。可见她的语文学得不错，而且善解人意。
我把学唱戏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张庆老师。张老师说：“《空城计》里诸葛亮唱的一段‘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医院里做化疗时学的。一唱，病痛就减轻，甚至逃遁了。”
“是呀，”我说，“唱戏，一用气，二忘我，等于做气功啊！”
六
医院住了四个月零三天。
第一个来探望我的是山东潍坊弟子李虹霞，她一共来津看望过我两次。天津的李卫东，上海的戴建荣，成都的余佳佳，杭州的张祖庆，北京的吉春亚、刘云艺，荆门的彭少菊，西安的史颖、李亚萍、孟琪、马国红，青岛的李伟等弟子也先后赶来天津看我。青岛的栾喜峰、上海的朱文君、濮阳的高照远等弟子托人捎来了慰问金。老友吴忠豪（上海）、支玉恒（威海）、陈先云（北京）、庞玉和（北京）、蔡欣梅（北京）、安京妹（北京）、王洪岩（徐州）也先后来津探视。我曾经工作过的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长张艳（我的弟子）、孙荣平书记和卢海燕主任也来天津看过我。至于打电话发信息慰问祝福我的弟子、老师就难以计数了。杭州的弟子张芬英，几乎天天发信息祝我早日康复。成都的余佳佳常发来谜语、“脑筋急转弯”逗我开心。一次，她发来“世界上有南京、北京、东京，为什么没有西京？”我大脑“转”了两天才“转”出来：西京被唐僧取走了——西天取“京”嘛！
看望我最多的是天津老友、著名特级教师靳家彦和他夫人李瑾。他们夫妇二人不仅给我送来被褥、枕头、床单等生活用品（医院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子，需自备生活用品），还隔三岔五地送来李瑾亲手做的菜，如鳜鱼之类以及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
我老伴儿对我说：“看看，全国有多少人关爱你呀，他们给了你多少正能量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的，朋友的关爱给了我极大的慰藉和鼓舞。但，给我正能量最多的，是我的老伴儿、儿子和女儿。
开始，是儿子晚上在病房的陪床上（就是窄窄的折叠椅）陪我，后期是老伴儿陪我。我们每晚看完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今日中科治疗白癜风有疗效治疗白癜风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