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连续十几天阴雨连绵的天气终于结束了。郑萍(化名)坐医院14楼心脏外科病房的床上，望着窗外。一天前，她从ICU病房转到了现在的普通病房，除了肺部有些感染，她已经好了很多，甚至可以下床走路了。
十几天前，她与现在仿佛判若两人：心脏日渐衰弱，甚至无力支撑身体，气喘、咳嗽，她不得不终日躺在床上。为了不增加心脏负担，连喝水也只能小口抿，而且每次都不能超过20毫升。诊断结果显示，她扩心病中晚期，随时都有心衰猝死的风险，如果没有合适的心脏供体，每天都像是在等待死亡的到来。
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心脏移植手术余例，找到匹配心脏的几率是千分之一。幸运的是，郑萍成了这千分之一。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她收到了一份来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厚礼，一份生命的礼物。
等待
绝望中第三次燃起希望
从福州来佛山前，郑萍说如果这次再不成功，就不打算做移植了。“每次都抱着希望，但一次次地破灭，她的心脏有点接受不了。”
郑萍今年已经53岁了，虽然体型微胖，但是小腿却因为长期卧床而十分纤细。25日下午3点，她在病房里背对着门坐着，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通过细细的针头流进血管里，这可以帮助她控制肺部的炎症。旁边桌子上，放着心脏监测仪，此时心率显示为，女儿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用手一下一下帮她按摩小腿。
“已经可以吃饭了，但是还不能走，腿上没力。”郑萍转过头来说，吐字有些含糊不清，黝黑的肤色虽然掩盖了黑眼圈，但眼眶深陷，令她看起来仍然很憔悴。儿子苏向宇(化名)在一旁解释，“她昨天才从ICU出来，今天是第二天了。”虽然从ICU出来，晚上有些睡不着，但比起十几天前只能躺在床上的情况，郑萍已经感受到了年轻健康的心脏，带给自己身体的动力。“这几天基本上饭菜等都可以吃了，喝水也不用一点一点地喝进去了。”苏向宇说，他戴着黑框眼镜，口罩遮住了大半边脸，为避免母亲被感染，在病房里一天到晚都要戴着口罩。
半个月前，被扩心病折磨了两年多的郑萍病情加重，不得医院绝望地等待。“一般心脏射血分数(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心脏功能指标)在35%以下，就有随时猝死的风险，我妈妈当时已经低于25%了。”如果无法找到匹配的心脏，郑萍生命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危险。
3月6日晚饭后，郑萍丈夫苏文(化名)和苏向宇正陪着她看电视，医生推开病房的门，带来了一个令全家人都惊喜的消息，器官捐献分配系统里找到了一例和郑萍心脏匹配的供体。“当时一点准备都没有，突然听到这个消息，都有点傻了。”苏向宇说，事实上，在他们此次佛山之行前，也曾经两次接到有心脏供体的通知，但遗憾的是两次都没有手术的机会，一次因为供体血型不匹配，第二次因为捐赠者家属最终不同意捐献。
“两次给我们的打击都很大。”苏向宇说，母亲来佛山前说，如果这次再不成功，就不打算做移植了。“每次都抱着希望，但一次次地破灭，她的心脏有点接受不了。”
抱着试试看的打算，一家人决定来佛山碰碰运气。“毕竟这次还挺远的，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移植也值得了。”苏向宇说，收到消息后，一家人分头打电话给亲戚朋友求助。“因为消息很突然，我们都没有准备，需要筹备移植心脏的费用。”苏向宇说，自己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个电话，所幸当晚就筹足了佛山之行的费用。“差不多40万，大约三分之二都是来自亲戚朋友的支持。”
3月份的天，亮得比较晚，东方刚透出鱼肚白时，郑萍一家人已经坐在了前往广州的航班上，虽然心情忐忑，但希望一再将不安压了下去。“好不容易找到匹配的心脏，当然要移植。不来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3月7日上午，郑萍住进医院(下称“医院”)，等待着这颗让一家人重燃希望的心脏。
别离
春节后的一面竟成兄弟永别
刚开始，还心存侥幸地以为可能只是个小事故，顶多断胳膊断腿。直到医生说做不了手术了，脑子轰地一下好像炸开了。
郑萍住进医院的当天下午，医院里心情复杂地纠结着。弟弟王亚科正躺在ICU病房里，全身插满管子，他已经被医生宣布为脑死亡。家里人商量后，已经同意捐出王亚科的肾脏和肝脏，但在要不要捐出心脏的问题上却一直犹豫未决。在湖北黄梅农村传统观念中，他们都认为，心脏是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
“我们都觉得王亚科出车祸并不是偶然，他一直都是谨慎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出事，尤其是我妈妈。”王兴安多次强调，似乎还未能接受这一事实，他说弟弟为人老实谨慎，根本不可能遇到这场事故，“我弟弟的死亡一直没有死亡鉴定书，我们怀疑由第三者造成的。”
王兴安在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妹妹，而王亚科排行第三。在医院5楼ICU室旁的小房间里，王兴安一边回忆一边翻出了手机里的照片，里面几乎都是王亚科出事后的资料图片，王亚科的电动自行车、事故现场视频，每张照片都仔细地一一解释，并发给记者看。
（医院里送别因车祸死亡的弟弟）
兄弟俩年龄相差不到4岁。“有什么事我都会打电话给弟弟，不会和父母说的事，第一时间都会告诉弟弟。”王兴安的表情有点黯然，缓缓地低下头。
“他以前一直省吃俭用，如果我有事需要钱，他宁愿自己花1块钱，都会大方地给我0块，让我随意花。”想到这些，王兴安脸部肌肉开始微微抽动，眼眶也有些湿润，说话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他真的受了很多苦，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时隔几天后，3月17日，记者再次约他见面，天气微雨，他穿了一件褐色的皮夹克，神情看起来落寞而疲惫，他说，刚去了交医院，连日来都在为弟弟死亡鉴定的事奔波。
“最近几年外贸生意不好做，亏了很多，去年弟弟还帮我贴了20万。”再次提起弟弟，王兴安还是有些控制不住情绪，“我去一下洗手间。”
片刻之后，他再次回来坐下，脸上带了些水珠，像是刚洗了一把脸。“本来我们商量好，父亲跟他，母亲跟我，但是最近几年都是他在给老人钱，每年给三五万，我父亲中风了，一直都是母亲在照顾。”王兴安语气里带着些愧疚，弟弟没上过正规的大学，他以前很羡慕王兴安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和老外交流。“他是专科毕业，后来才自学考上了成人大学本科。”王兴安说。
“正月初十(2月17日)一大早我开车把弟弟一家送回佛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没想到，这次竟成永别。
2月28日晚上10：30，王亚科在狮山和朋友聊天，妻子高玉婷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还叮嘱他“如果喝了酒就不要开车(电动车)回家了”。一个小时后，高玉婷接到了电话，王亚科出车祸了。当晚11：24，狮山石门中学的保安听到一声巨大的响声后，就看见门口一人倒在血泊中，2分钟后他打电话报了警，随即王亚医院。
两个小时后，即2月29日凌晨1点左右，王兴安接到了弟媳高玉婷的电话。“当时我正在给外商客户看样本，弟媳哭着告诉我，王亚科出医院。”刚开始，他还心存侥幸地以为可能只是个小事故，顶多断胳膊断腿。挂了电话，他抓起车钥匙就冲出门去，一刻也没耽搁，“我当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心里想着可能星期天就回来了。”刚发动车子，又接到高玉婷电话，说人被转到医院了，这时王兴安开始有些慌了，“但是我还是坚信弟弟不会有什么大事，他平时就那么小心谨慎的人。”
在开到广州约2：30，王兴安接到了高玉婷的第三个电话，告诉他医院没有床位，王亚医院了。“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会不会是情况比较严重了？”
医院时，王亚科已经被推进了急救室。“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他躺在床上，身上都是血。”王兴安说，一瞬间眼泪就下来了。“医生从抢救室出来，让我签协议做手术。”王兴安连想都没想，马上就签了字。
坏消息总是接踵而来，就在医生做手术准备时，王亚科的心跳从每分钟60下，降低到了40，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医生出来说做不了了，这种情况不符合手术指征。”王兴安说，当时自己头轰地一下好像炸开了，大脑一片空白。
决定
捐出器官 但仍想留住心脏
我和我妈说，能够抢救的话，我会尽最大的能力抢救，但是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他的器官捐献给别人，至少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个念想。
窗外依然下着毛毛细雨，这个时节的佛山，天地间总是朦胧一片，雨水不断。王兴安坐在医院对面的小餐馆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面在雨中穿梭的行人，“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当医生的堂弟，他说像我弟弟那样的情况，不做开颅手术肯定好不了。”
王兴安双手交错着，放在桌上，饮料已经喝完了，但他依然会在说完一段话后，拿起来吸一下，然后再放回桌上。“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都要治好他。”
医院的相关医生、主任以及医务科，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符合手术指征，不能做。“医务科的工作人员给所有医生都打了电话，但是医生们都认为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说一定要做的话，可以从外面请医生过来。”
不甘心的医院的颅脑科医生诊断，“他说如果我弟弟现在做手术，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如果不做能够挺过一周，最好的情况也是植物人。”王兴安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必须接受现实了。“弟媳是护士，其实她可能很早就明白王亚科的情况了。”
3月2日下午，王亚科被初步鉴定为脑死亡。佛山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器官捐献协调员梁丽姬赶过来做了第一次评估，确认了结果为脑死亡。“梁医生过来问我们是否愿意捐献弟弟的器官，我当时同意了，但还是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
两天后，王兴安的两个妹妹、妹夫和母亲从湖北赶过来。“医院就哭晕了。”王兴安收回望着外面的目光，叹了口气。“我妈一哭，我也忍不住了。”
刚开始兄妹几个瞒着母亲，商量是否捐献器官，结果是都同意捐肾脏和肝脏，但不同意捐心脏。“心脏是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王兴安解释说，他作为家里的老大，还要劝解母亲同意捐献小儿子的器官。“我和我妈说，能够抢救的话，我会尽最大的能力抢救，但是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他的器官捐献给别人，至少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个念想，也还能够救人几命。”王兴安的话触动了母亲。“后来，我妈说你是家里的老大，你该做主就做主好了，你也肯定是为弟弟好。”
经过一系列复杂而科学的评估后，王亚科在3月7日被转往医院ICU，等待做器官捐献的手术。“他们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捐献心脏。”梁丽姫说，除了风俗，家属对死者的死因也有些质疑，担心捐献其心脏后会对法医鉴定有影响，“王亚科胸口处有一道伤口。”
当天下午，王兴安和高玉婷郑重地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表上捐献器官的选项里有肾脏、肝脏、心脏、肺脏、胰脏、小肠等选项，家属需要在所捐器官后面打钩，并且按上手印。王兴安第一次签名的登记表上，肾脏和肝脏后都有勾选，但是心脏一栏并没有。“当时没有同意捐心脏。”王兴安说。
失落
有心理准备但已无法再等
当时从医生那里知道，他们等心脏等了很久。我想知道弟弟的心脏会活在什么人身上，弟弟给了心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在14楼的病房里等待心脏的郑萍也才得知希望可能又要落空了。“当时主治医师说家属不愿意捐了。”苏向宇说，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是全家人的情绪都开始低落下来。“医院医生都准备出发去机场，坐飞机返回福州了。”
而这次如果真的无法做移植手术，无疑对母亲的病情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向宇一直都在家照顾母亲。最严重的时候，郑萍只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咳嗽，呼吸困难，气喘，全身无力。”苏文感叹道。“自从我老婆生病后，做什么都没有心情。”郑萍的病情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整晚都睡不着，在床上也不能平躺，要把枕头垫高30厘米。苏向宇看了一眼坐在床上的母亲郑萍，声音低下去说，“医生说如果不换心脏，就治不了了，只能靠吃药维持。”
“相对于肾脏和肝脏等来说，心脏储备时间短，一旦有问题，即使在等待合适的心脏期间，也可能随时发生生命危险。”市一心血管外科主任封加涛说，“肾脏还可以通过透析等延长等待供体的时间，但是心脏只能通过药物以及平时的保养维持，且随时都有可能心衰，每发生一次心衰对于病人来说都是一次打击。”封加涛坦言，也有不少患者在等待的途中，就失去了生命。“也有一些患者等到了匹配的心脏，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移植机会。”这些原因也导致了心脏移植例数比较少。
事情又出现了转机。“其实哥哥当时还是有点想捐的。”梁丽姫说。“我们也尊重家属的意愿。”医院里郑萍的情况告诉了王兴安。“当时从医生那里知道，他们等心脏等了很久。”王兴安说，自己心里也清楚心脏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当时我想，捐出来，即使弟弟走了，至少心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不捐，时机一过，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出车祸到3月7日，已经9天了，当时王亚科都是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的，长时间下去对器官也是有损害的。梁丽姫说，“我告诉他们，捐赠心脏不会影响到法医的鉴定结果，我们也曾经协调过类似的案例。”
窗外雨势加大。王兴安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弟弟的心脏将来会给什么人。“我想知道弟弟的心脏会活在什么人身上，给了心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他提出想见见病人家属，再做决定。按照器官捐献原则，器官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之间不能有所联系。“不过这个属于特殊原因，病人等了很久，我们就安排他们短暂地见面了。”梁丽姫说。
见面
3分钟后当场同意给了他们
我不求其它的，只希望她健健康康的。如果她不希望我们打扰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去打扰。
在王兴安提出要见面半小时后，苏文和苏向宇走进5楼的小房间里，和王兴安、高玉婷见了面，见面聊的时间也不到10分钟。“我见到了她的儿子和丈夫，一看都是老实人，说话时带有福建口音。”王兴安说，两个人颇有眼缘。“他们穿着很朴实，应该是农村人。”这期间，他又问了法医的意见，确定心脏捐献确实不会对鉴定结果有影响。“捐一个也是捐，捐两个也是捐，多救一个是一个。”王兴安说，当时他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做出了决定。
“3分钟后，他就做了决定，当场说要捐。”苏文说道，“病人哥哥说希望以后能够做朋友，我当时说，他们开什么条件都可以。但哥哥说同意捐献，而且是无条件的。”苏文舒了一口气，“真的很感谢他们，我老婆等了那么久，算是幸运的。”
不过，对于王兴安来说，他还要说服弟媳高玉婷。“患者的妻子有点不太愿意，因为丈夫出车祸已经好多天了，她希望能够尽快有个结果。”梁丽姫说，王兴安的决定倒让她有点意外。他说会说服弟媳的。“我和她说，算了捐了吧，王亚科已经挺不过来了，捐了心脏能够救活那个人，你也听到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王兴安劝说弟媳，“肝脏和肾脏都捐了，而且心脏还能够知道捐给了谁，又有什么不好呢？！”
3月7日16：00，王兴安和高玉婷最终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的心脏一栏也打了钩，按上手印。对于王兴安来说，弟弟虽然不在了，但是心脏依然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隔一两年打电话彼此问候一下，知道他的心脏是否还好就已经足够了。
“我不求其它的，只希望她健健康康的，有可能的话结拜姐弟或者做朋友就更好了。如果她不希望我们打扰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去打扰。”王兴安说，对于母亲来说，虽然儿子没了，但是心脏还在，还能有个念想。“我相信弟弟的心脏是有感应的。”
生者
他的心脏终于在她体内跳动
国内有超过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延续生命，而每年捐献器官的只有1万人左右。仅在医院，等待心脏的就有四五人。
3月7日18：00，郑萍被推进了手术室，一个钟后她等到了一颗强劲有力的心脏。心脏移植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受体和供体体重相差最好在20%以内，心脏健康，血型相符且供受体双方都没有感染。“年龄、体重等匹配条件可以适当地放宽。”封加涛说，心脏移植需要借助体外循环系统维持受体其他系统的正常运作。“相当于体外有一个人工心脏和人工肺在保持患者其他器官的运行。”
（医院里，郑萍在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手术中，需要缝合好5个接口。由于剥离创面大，缝合好心脏后，出血量比较大，止血的时间拉长了整个手术时间。“患者曾经做过一次开胸手术，粘连比较多，不停地有血外滲，加上本来就有抗凝固的药，手术中出血就比较多。”封加涛说，手术进行到晚上12点钟。“正常情况下，第二天就可以拔管，10-12天就可出院了。”
术后的郑萍出现了肺部感染，经过多次的会诊后，3月18日，她终于度过了危险期。苏向宇说，如果恢复得好，以后母亲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郑萍是幸运的，据统计，目前国内有超过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延续生命，而每年捐献器官的只有1万人左右，仍有99万人焦急地等待器官移植。而在医院里，登记等待心脏的患者约有四五人，从年开始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共做了15例，其中最长的寿命超过10年。郑萍也是年佛山心脏移植手术的一例。
据了解，心脏移植手术后患者平均的生存期为13年，三年生存率大于90%，五年生存率大于85%。
（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的郑萍已经开始逐渐恢复）
而王兴安仍然奔波在弄清楚弟弟死因的路上。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明确知道弟弟到底是自己出车祸还是有第三者肇事。“如果是他自己出车祸，我们也认了，但如果是有第三者，那我弟弟也不能死不瞑目。”
等结果尘埃落定后，王兴安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睡个觉，然后开始承担起弟弟的一些责任，侄子马上要高考了，无论多难，自己都会供他读完书。另外，年迈的父母仍然需要自己的照顾。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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